上次專門統計過，如今全大明的生員，高達58萬之多。
其中浙江、南直隸的生員，更是達到46萬的恐怖數字。
“數量如此龐大的生員，最終能夠做官的，又有幾人？”
云逍看著眾多士子，聯想到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進，不由得感慨萬千。
后世形容高考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。
大明的科舉，比高考又何止嚴酷百倍？
范進中舉后瘋掉，被世人人嘲笑。
可真正處于這種環境，又有幾人笑得出來？
且不說別人，在場的顧炎武、陳子龍等人，以及這次沒來的黃宗羲，個個都是名留千古的奇才。
可他們全都科舉落榜，難以進入仕途。
顧炎武的好友歸莊，正是因為屢考不中，最終年紀輕輕就抑郁而終。
顧炎武等人因為身逢亂世，最終綻放出各自的光華，為后人所知。
那數十萬生員呢？
生員們看不到前途，整天又無所事事。
受聘當教書先生、師爺、醫者，這些都還遵循孔孟之道，保持著士人的傲然風骨。
然而多數人卻是淪為貪官污吏、富紳豪強的幫忙、幫閑，甚至是幫兇。
自己成為禍害一方的地痞惡霸，也是十分常見。
江南赫赫有名的藍袍大王了解一下？
因為生員（主要指秀才）穿藍袍，戴方巾，藍袍，就是秀才的身份象征。
此時，江南的秀才們經常靠著打官司賺錢，其一呼則數十成群，經常多人出動，強府縣以理處法外不可從之事。
秀才有功名在身，官府很難追責，拿他們沒有辦法，于是“藍袍大王”之號興。
甚至百姓在打架斗毆的時候，經常用“我雇秀才打你”來威脅別人。
“生員成為危害地方的毒瘤，根源在于朝廷對基層管控削弱，只能任由他們胡作作為。”
“生員問題，不僅只是他們是地方‘三大害’之一，同時也是我大明巨大的人才浪費。”
“十年寒窗苦讀，最終卻對國家沒有任何用處，反倒成了國家的禍患，國家之不幸，更是生員們的大不幸！”
云逍說著說著，痛心疾首。
對于那些為非作歹的生員，顧炎武等士子既是痛恨，又是惋惜。
“縣之下設置鄉，不光解決了相當一部分生員的出路，還讓大明的讀書人有了為國為民效力的機會，可謂是兩全其美，利國利民，云真人為朝廷，也為地方解決了一個大難題！”
李標捋著胡須，連聲贊嘆。
陳子龍等人滿心都是敬佩。
原來云真人在去年統計生員狀況的時候，就已經想到了解決生員問題的辦法！
未雨綢繆，老成謀國。
生員這一頑疾解決了，還充分利用了廢物……人才，實了地方行政力量。
簡直是神來之筆！
“事情不會那么簡單。”
云逍一點都沒飄。
很多生員自恃身份，不屑于自降身份去鄉里任職。
另外大多數生員都是讀書讀壞了腦子，除了讀書，啥事都不會……說的是大明生員，才不是后世的某些寶寶。
還有很多生員此時已經壞透了，把他們弄到鄉公所，反倒給他們創造了欺壓小民的機會。
不過也不要緊，凡事都會有一個過程。
朝廷政策上進行引導，再出臺一系列的激勵措施，再加上理念的不斷改變，遲早會引到正道上來。
云逍繼續說道：“鄉級的行政機構，采取官治，而村級，則是實行自治。”
官府管理延伸到村一級，這不可能實現。
并且云逍也不希望，官府把百姓當牛羊一樣約束著。
蹲地吃飯要罰款，家中碗筷不洗要罰款，庭院做飯要辦證……云真人能辦這事？
怎么自治？
很簡單，鄉約制度！
由地方鄉紳、族人、鄉民，自發組織成鄉約。
城市取坊里相近者，或一村，或一族為一約。
由鄉民推舉德高望重之人，來擔任約正、約副。
村民自愿入約，接受鄉約的約束，承擔相應的義務和接受約正的懲戒。
每月定期召開一次全約會議。
除了宣講律法、道德之外，公開各人的善惡實跡，并分別記錄在勸善薄和糾惡薄之內。
同約成員凡有危險疑難之處，皆須由約正及其同約成員一同幫助解決，不能坐視不管，否則罪坐約正等人。
另外有斗毆等民事糾紛，也要由約正出面調解。
不遵守約正裁決并且屢教不改者，約正率領同約成員報告官府處置。
大明的鄉村自治，是不是很完美？
其實這并非是云逍的首創，前人提出了相關的理論，并做出過很多嘗試。
鄉約制度起源于宋朝。
萬歷年間，呂坤撰寫了《鄉甲約》一書，將鄉約和保甲納入了同一個組織綜合治理。
王守仁的《南贛鄉約》，劉宗周的《鄉保事宜》，都是關于鄉約制度的。
只可惜這些鄉約制度只在少數州縣實行，沒能在全國予以推廣。
不過由此可以看出，大明的政治環境，絕非是后來螨清污蔑的那樣暗無天日。
大明到中后期，基層的政治其實十分開明。
嘉靖年間的泰州學派弟子、一代大俠何心隱，主張打破社會等級，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。
何心隱認為大明已經爛透了，決定自己搞一個，于是在家鄉成立了一個叫聚合堂的自治機構。
聚合堂將全村的人進行合族居住。
不只是簡單的住在一起，老人放在一起奉養，幼兒放在一起養育，少年放在一起讀書，婦女放在一起紡織，男丁放在一起耕種。
所有的財產，包括田產充公，集體吃飯，集體住宿，稅收以全村為單位繳納。
（后來何心隱因為公然武力抗稅，加上鬧得太出圈，被張居正當做白.蓮教給殺了。）
由聚合堂能想到什么？
連這都能在大明出現，可見大明的政治生態。
也正是有這樣的政治土壤，才會出現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這樣的思想家。
如果不是螨清入關，假以時日，大明的鄉村會普遍實行‘民治’（真正意義上的民治，不是宗族管理的那一套）。
后來螨清倒是推行了鄉約制度。
只不過是閹割版的，主要用于宣講圣諭，愚弄百姓，與‘民治’、‘眾治’沒有一毛錢的關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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